康德生活的时代，我们现在很能理解。对于在莱茵河彼岸如火如荼地开展的伟大革命，他只能在与友人会聚中慷慨陈辞，论证从专制到共和的合理性；在讲坛上，在论著中，他是绝对不谈这个课题的。他进入了远离政治的宗教哲学领域，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但这也同样给他惹来了麻烦。
这件事发生在“三大批判”完
《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柯尼斯堡１７９３年）的发表，获得了革新派的欢呼，同时也引起了守旧派的反对，甚至有小道消息说，国王已经致函宗教与司法部部长韦尔纳，表示再也不能让康德贻害人民的著作存在了。书报检查机关仍在大力贯彻取缔言论自由的措施，不仅查封刊物，而且限定了教学课程。康德密切地注视着这种事态的发展，同时也给自己准备了后路。他在１７９４年５月写给《柏林月刊》主编比斯特尔的信里说，人生是短暂的，自己已经年逾七十，希望在地球上能找到一隅之地，在那里安度晚年。
如果说康德晚年在１７９３年９月发表的《理论上正确的，实际上行不通》和１７９４年４月发表的《月球对天气的影响》，还没有给他带来什么麻烦的话，那么，他在１７９４年６月发表的《万物的终结》则引起了轩然大波。封建主义卫道士们猛烈抨击他，说他诋毁了基督教教义；在社会上普遍地流传着一个来自官方的消息，说政府将让他做检讨，或让他辞职。有一位在不伦瑞克担任公职的友人，为他的处境担忧，诚恳地请求他到那里避风，他还不以为然，认为自己并没有犯法，那种传言实在不足畏，因而婉言谢绝了这个请求。
书生毕竟是书生，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者们是不可能按照法律办事的。１０月１２日，一封由韦尔纳奉“国王陛下的特别命令”写出的申斥信寄送到了康德的寓所。信中写道：“我们的陛下很久以来就怀着很大的不满，看出你怎样滥用自己的哲学，去歪曲和贬低圣经和基督教的一些主要的、基本的学说，看出你尤其在你的《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和其他短篇著作中怎样做过这类事情。我们一直期待你做出某种改正，因为你本人必定清楚，你的这种作为怎样不负责任地违背了你作为青年导师的职责，违背了你清楚地知道的我们国君的旨意。我们要求你尽快做出十分认真的辩白，并且为了避免失去我们陛下的恩宠，期望你今后不要再犯诸如此类的过错，而是要按照你的职责，运用你的声望和才能，使我们国君的意向日益得到实现；否则，你执拗不改，肯定会招致不愉快的处置。”
康德对抗基督教正统神学，倡导理性宗教，触动了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终于受到了惩治。我们当然不知道他在收到申斥信时怎么想的，但他立即做出了书面回答。康德在回信中一方面否认自己违背了国王的旨意，认为自己的那些受到指摘的著作不过是在学术界内部对宗教所作的一种哲学考察，旨在确定宗教怎样才能纯洁而又有力地注入人们的心灵；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向国王写出这样的“誓词”：“作为陛下的忠实臣民，为了避免嫌疑，我将绝对保证完全放弃一切有关宗教题目的公开学术活动。”
虽然当局考虑到康德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还不敢罢免他的大学校长职务，但一个人出事总会牵连他周围的很多人。果不其然，当局把柯尼斯堡大学的神学教授和哲学教授都看成了可疑的反对派，勒令他们宣誓不读康德的宗教著作，不讲康德的宗教学说，并且还要他们在自己的誓词上签字，以示今后绝对负责。
不过，这种箝制言论自由的措施并没有维持多久。１７９７年１１月威廉二世就去世了。在当时的法国，广大人民在经历了君主立宪、共和制度和恐怖主义以后，生活并未改善，已失去了过去那种政治热情，而热月政变后的督政府已经陷入种种危机之中；在当时的德国，对法国革命持批评态度和失望情绪的知识界人士日益增多，并且在驱逐法军的战场上接连告捷。于是，新即位的威廉三世废除了过去颁布的书报检查令，而康德和他的同事们也就又重见天日了。他发表了《科系之争》（柯尼斯堡１７９８年）一书，在“前言”中公布了威廉二世的申斥信和他自己的复信，解读了他在复信中的伏笔：他是“作为陛下忠实臣民”写出那种誓约的，只是在威廉二世陛下有生之年，而并非永远放弃一切有关宗教题目的公开学术活动。
对于康德在受到惩治时的这种表现，当然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评价，但有一条真理恐怕是颠扑不破的：真正的哲学家不是没有好死，便是遭受压制，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幸的是康德比那位普鲁士国王活得久，没有像有的哲学家那样终生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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